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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比較中看“中國模式”
來源: 觀察者網 日期: 2015-4-12

    作者:張維為

  2014年12月14日,張維為教授主題演講《在全球比較中看“中國模式”》暨觀察者網讀者見面會,在上海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順利舉行。張維為教授以他行走100余個國家的經歷得出結論:中國不害怕國際競爭,尤其不害怕制度競爭。以下是張維為教授演講的部分文字實錄:


  大家好,過去三十多年啊,對中國的預測,一種是樂觀的,一種是悲觀的。但很有意思的是,三十多年過去,我們回頭一看,樂觀的幾乎都是對了,悲觀的幾乎都錯了。


  十八大召開前夕,英國廣播公司BBC曾經邀請我去他們演播室。這個主持人很有意思,他見到我坐下來,他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張教授啊,你覺得中共還會有十九大嗎?當時十八大還沒有召開,即將召開。我笑了,我說過去這么多年,你們對中國的政治預測,那一次是對的?我說我都記不起來,我一個人的預測都比你們預測得準。有相當一部分的西方媒體人、西方學者,他的思想里還是一種西方中心論和歷史終結論。只要你和我西方做的不一樣,你就不對,你就要走衰,你最后要崩潰。

  大家知道《歷史終結論》的作者是福山先生,美籍日裔的學者,他跟我有過一場辯論。2011年時在上海,我說以我對美國的了解,對美國政治制度的了解,它的政治制度設計是前工業革命時期的。美國政治改革的迫切性絕對不亞于中國,實際上我覺得比中國還要迫切。現在我們這個辯論已經將近四年過去了,我的觀點沒有任何變化,只是更加細化、深化。但福山先生,最新的一期外交事務雜志,是美國的一個頂尖雜志,他發表了一篇長文,標題就是“America in Decay”,“衰敗中的美國”。我自己看了這篇文章,英文,還有中文的翻譯,我說有百分之九十五不用任何修改,登在《人民日報》上沒有問題(觀眾大笑)。


  我之所以談問題比較自信,恐怕跟我自己的個人經歷有關系。因為我年輕的時候,我在中國最底層工作過,我在上海當過三年工人。到在八十年代中期時,非常榮幸,有機會直接為當時中國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做翻譯。我接觸過中國的最底層,也接觸過中國的最高層。我第一次出國去的是泰國曼谷,我都不可思議,當時覺得,怎么這么發達,領先上海至少二十年。第一次看到超市,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九點鐘商店還都開著。當然今天,去過曼谷的都知道,落后上海至少二十年。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我在西方長期生活過,所以西方很多忽悠我是不會上當的。我在那兒用過律師,用過會計師,交過稅,打過官司,買過地,建過房子等等。我總的感覺是,西方的長處和短處都是客觀存在的。

紐約肯尼迪機場,始建于上世紀40年代,雖歷經修葺,也已是“老態龍鐘”


  但現在,它體制中的短處,開始慢慢壓倒它的長處。我走了一百多國家之后,我有很深的感覺,中國已經取得這么大的進步,我自己發覺我們相當大的一個人群,特別是我們知識界、媒體界,這些人不自信,總覺得還有一個非常理想的彼岸世界,就在西方,特別是美國。一次在上海一個大學里講課,講中國崛起,一個青年教師提了一個頗為尖銳的問題,他說張老師啊,聽完你的講座,給人感覺好像中國人生活得都很幸福,但是為什么還是有這么多人移民呢?你能不能勸他們不要移民,待在中國?我也笑了,我說你這個問題問對人了,我說我不做這樣的傻事情,我鼓勵他移民。因為我做過個小小的研究,就是至少百分之七十的人,出國之后會變得更加愛國,不管他加不加入那個國家的國籍,一出國就愛國,這個效果比黨的教育還要好(觀眾大笑)。而且我仔細查了有關移民的數據,我們現在移民還非常之少,就過去三年平均的這個移民,是每年19萬。一年19萬是什么概念?小小的波蘭,還是所謂的民主國家,人口四千多萬,去年移民50萬。我們這個民主的臺灣省,人口比上海還少,2300萬,現在在中國大陸生活工作學習的臺灣同胞多少人?150萬。這是最保守的估計。

紐約市中心地鐵站,與國內廣泛運用的屏蔽門相比只有簡陋的護欄


  我說這是圍城現象啊。如果你想移民美國的話,我給你支個招,我對紐約還算熟悉,恐怕不亞于上海,我說這樣吧,你可以從上海的浦東機場,到紐約任何一個機場——紐約有三個機場,現在跟上海聯系比較多的是紐瓦克機場,我說你先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從第一世界的機場,到第三世界的機場,美國基礎設施都是六十年代的,怎么跟中國比?我說如果你有膽量的話,如果你是八尺男子的話,試一試,敢不敢在紐瓦克這個鎮,就像我們虹橋一樣是個鎮,住一夜,我住過,體驗一下你晚上敢不敢出去。我一個朋友在紐瓦克一個醫院,做過博士后,我問他了你這個醫學院怎么樣?他說不錯的。我說你哪個專業是最好的?他說槍傷科,天天有火并,那槍傷科就發達了(觀眾大笑)。美國,你只要稍微有點起碼的對這個國家的知識、常識你就知道,這個國家三個世界組成: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第一世界。如果你不幸地墜入美國的第三世界,對不起,我估計你的壽命和非洲人差不多,五十來歲。如果你像我們很多的留學生那樣,真的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美國所謂的第二世界,變成一個中產階級,你真的問問這些人,過去二十年,你的實際收入有沒有增長?你買了房子的話,你的房子有沒有增值?你對以后在美國的退休生活你有沒有信心?我不是說美國什么都不好,美國有很多地方不錯的,但是我說我們應該平視美國,平視西方,既不要仰視也不要俯視,這樣可以防止被西方被美國忽悠。


  中國崛起到今天這個地步,還要被西方被美國這么淺薄的話語忽悠的話,我們的后代將會詛咒我們:“一手好牌,當時的好牌,怎么當時打成那個樣子?”我自己覺得中國的進步無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沒有見到過的。我們脫貧的人數,占世界脫貧人數的百分之八十,我們的成就恐怕超過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總和。現在我們如果看經濟總量,最保守的估計,我看到的,十年之內,根據就是官方匯率計算的GDP,應該超過美國了。如果根據購買力平價——這是另外一種計算方法,就是你的貨幣實際能夠買到多少東西——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的報告,2014年已經中國經濟規模超過了美國。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但是有的人還是不自信,說這個沒有什么了不起啊,即使你超過美國,你的人口比美國多四倍,對不對?你的人均GDP還是美國的四分之一。我說你換一個指標系統,可能結果就完全不一樣。

美國人高企的負債率和中國人超高的房產自有率,此消彼長,真正的“藏富于民”在哪里?


  我自己用兩個不同的指標來看世界各國,一個就是家庭凈資產,也就是說你老百姓家底到底有多厚。你的房產、你的股票、你的債券、你的儲蓄等等加在一起,去掉你所有的債務,你有多少凈資產?我現在看到的,美聯儲每年都出報告,2010年,美國的家庭凈資產中位水平——百分之五十比這個高,百分之五十比這個低——是7.73萬美元。有人說美國怎么就這么一點呢?實際上美國這個國家是個債務型的國家經濟,個人老百姓消費也是債務型的消費,你把債務都去掉以后,資產還確實不是特別高,這個水平和中國今天的家庭凈資產,差別已經不是很大了。而在中國的發達板塊——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和美國人口一樣多的三億多人的發達板塊,坦率講47萬人民幣(7.73萬美元)的資產,屬于弱勢群體了,恐怕是需要政府提供幫助的人群。第二個重要的指標系統就是人均預期壽命,可以活多久,中國現在是75歲,美國是78歲,就比中國多三歲,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而我們整個發達板塊,北京上海都是82歲,紐約才79歲,這個79歲還是最近的,前兩年還沒有到這個水平。


  為什么名義GDP、人均GDP美國比中國高相當多,但實際上家庭凈資產和這個人均壽命這個差距不是很大,一種解釋,我覺得鄧小平當時講過一句很好的話,就是我自己親耳聽他講過,他說因為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所以我們人民得到的實惠可能會比較多。


  第二種解釋就是,最富的一百個中國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二三十個美國人可以左右白宮。就這么簡單。因為現在美國連競選的政治獻金都不封頂了,個人捐款也不封頂了。那就不是Democracy,是Moneytalkracy,不是民主是“錢主”,是“錢主”的話你就沒有辦法,老百姓怎么改善?


  但是我們國內一些人還是不自信,西方還是天天在罵我們,罵我們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我們是民主國家,你是專制國家。”叫民主與專制,西方一個主要的話語。所以我們講超越美國,超越西方,不僅是經濟總量,不僅是百姓財富,而且也是話語的超越:我們要有自己的話語。


  今年三月,我們有一個小組去德國首都柏林開會,BBC正好在播一個電視節目,叫“Freedom2014”(自由2014),這里面一個退役的宇航員,拿著一張他冷戰時期拍的照片,跟大家說:“你們看,這是冷戰時期我從外太空拍的柏林的夜景。東柏林,你們看是黯淡無光的,西柏林非常明亮。這說明了什么?”他說,一邊是一個落后的專制國家,另外一邊是一個繁榮的民主國家。但我們這些從上海到柏林的同事,一到柏林就覺得:“這個機場怎么這么小啊?”確實,中國已經找不到這么簡陋的機場了。“這個街道里的商店空空蕩蕩沒有人氣”、“這個夜景比上海差太多了,一個天一個地”,所以如果一定還是要套用這個宇航員的話語的話,那么也可以說,今天中國是一個繁榮的民主國家,德國是一個落后的專制國家(觀眾大笑)。


德國柏林夜景航拍


上海夜景航拍


  實際上我想關鍵不在于一個國家——德國或中國——民主還是專制,而是這個話語,民主與專制這個話語,已經落后于這個時代了。已經遠遠不能解決我們這個非常復雜又非常精彩的世界了。


  如果一定要找一個新的話語來代替這個范式的話,我想就是“良政還是劣政”,英文良政叫作Good Governance,劣政叫Bad Governance,就是國家治理的好壞,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西方制度下有一些國家治理的還可以,有些就治理的非常糟糕。


  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我把中國也放在這一類,雖然我們有很多問題,但是可以經得起國際比較。關鍵是劣政Bad Governance也可以是西方的模式,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可以舉出一百個例子,從最爛的阿富汗、伊拉克、海地、利比里亞到所謂的發達國家,已經破產的希臘,我到希臘的時候就說了,我們可以從上海派個團隊來幫你治理,因為治理水準太低了,冰島也破產了,也是所謂發達國家,我也去過,沒有治理好。


  我們講超越,實際上還是一個政治制度的超越,政治制度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產生國家的領導人?十八大的時候,紐約時報的編輯給我來了一個郵件,說張教授,能不能寫篇評論,我的這個文章的標題是《選賢任能挑戰西方民主》。我就和他講一個簡單的故事,看一看中國十八大產生的最高執政團隊,政治局常委們的履歷,基本的要求:兩任省委書記。也就是說,至少治理過一億人口,而且要有政績。我說你看一下習近平,他治理過三個省,當第一把手,福建、浙江、上海,這三個省的人口加在一起,大約是一億兩千萬。這三個省的經濟規模加在一起,接近印度的經濟規模,治理過這么多的人口,這么大的經濟板塊之后才進入了政治局常委。然后又給他五年的時間熟悉全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方方面面,最后再出任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我說這個制度是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的,你怎么能比?我是說了這么一句話,我說中國現在的這個選賢任能制度雖然還可以完善,但我已經可以保證, 絕對不會產生像美國小布什這么低能的領導人。

 圖中標題依次為《崩潰來臨:中俄獨裁者將面對的結局》《共產黨還能在中國存在多久?》《北京的法老王》《共產主義中國已在崩潰邊緣》《中國體制會崩潰嗎?》……


  西方媒體很有意思,我對西方政治制度批評得比較尖銳,但是正因為你批評得比較到位,它有時候還不得不引用你。所以今年三月,自由主義的旗艦雜志《經濟學人》發表一篇封面長文,標題就是《西方民主出了什么問題》。里邊引用了我的一個觀點、一句話,說是復旦大學的張維為教授說:美國政治制度有太多的問題,老是選出二流的領導人。我是講過這個意思的話,但它引用的不準確,我講的是老是選出三流的領導人(觀眾大笑)。


  盡管中國明顯地在趕超的路上做得相當不錯,但是西方和相信西方這些政治理論的人還是覺得,他們有一種莫名其妙的道德優越感。我們今年六月份的時候,復旦大學和牛津大學舉行了一場中國模式的研討會,我還是介紹我理解的中國模式,他們的一些學者還是質疑,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模式等等都質疑。我說我們可以競爭,你堅持你的模式,我堅持我的模式,我的模式不管怎么樣,它會逐步的演進, 它與時俱進,它不斷地進行改革,它自我調整,我說你們一定要了解一個基本的事實,今天的中國,每三年創造一個英國。所以說我們一點都不害怕競爭,一點都不害怕制度競爭,一點都不害怕模式競爭,特別不害怕政治制度競爭。


  最后就是我的結論,很簡單,七個字:中國人,你要自信。我們要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給我的們的對手,謝謝大家!


  張維為(專欄),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觸動》、《中國震撼》、《中國超越》“思考中國三部曲”作者,《觀察者網》特邀評論員,瑞士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訪問教授,春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所長,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上世紀80年代中期曾擔任鄧小平及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走訪過100多個國家。(本文選編自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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