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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起孟:推動多黨合作制度寫入《憲法》
趙 賓
來源: 民建中央網站 日期: 2015-5-15

孫起孟(1911—2010)

  孫起孟,中國著名的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第七屆、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第五屆、第六屆中央委員會主席,為會的創建和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一、參與發起組織

  1938年,孫起孟從昆明赴重慶,任重慶中華職業教育社總書記。抗戰勝利后,他積極投身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參與籌組創立民主建國會,并擔任常務理事兼秘書處主任,負責日常工作。
  《胡厥文追憶:當年為什么創辦民建》載:1945年8月21日下午,胡厥文在重慶六廠聯合辦事處接待了到訪的黃炎培和楊衛玉。談及勝利后的國家前途、三人一致認為,在建設中,重工業是首要問題。民族工業界不能只埋首搞實業,還必須有一個自己的政黨,取得應有的地位,井商定以遷川工廠聯合會和中華職業教育社為基礎,發起組織一個新的政團。胡厥文還提了一個建議,他認為工商界人士大多不關心也不擅長政治活動,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團體.還“必須聯合社會上對政治研究有素的高明人士共同參與,才能相得益彰”。他們議決邀請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三人參與組織的籌備工作。
  由此,至12月16日民建會的誕生,歷時118天 開會24次,孫起孟積極參與。
  《黃炎培日記》:“9月17日晚,與孫起孟、楊衛玉深談政治組織。” 22日中午,黃炎培、胡厥文、楊衛玉、胡西園、孫起孟、章乃器等,在胡厥文家會談章乃器起草之綱要。26日下午,黃炎培、楊衛玉、孫起孟三人深談民建組建。29日中午,黃炎培、胡厥文、楊衛玉、胡西園、吳羹梅、章乃器、孫起孟、章元善等在冉家巷章乃器家餐會,商定組織名稱為“民主建國會”。
  10月1日中午,黃炎培、胡厥文、楊衛玉、胡西園、孫起孟、章元善、吳羹梅、章乃器八人在冉家巷章乃器家,胡厥文主持會商民主建國會政治主張草案,孫起孟記錄。3日夜,冉家巷章乃器家民主建國會會餐,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楊衛玉、孫起孟、吳羹梅、章元善、李燭塵,討論通過《民主建國會政治主張》二十條。6日下午五時,黃炎培、胡厥文、胡西園、吳羹梅、章乃器、章元善、楊衛玉、孫起孟八人,冉家巷續談政治主張草案定稿,討論組織原則及征求人選。
  11月16日晚,胡厥文任主席主持民建會,黃炎培、胡西園、章乃器、章元善、施復亮、徐崇林、孫起孟、張雪澄九人參加,決定將《民主建國會政治主張》改為《民主建國會政治綱領》,章乃器、施復亮、張雪澄、孫起孟研究政治主張。23日午后,胡厥文、章乃器、章元善、胡西園、徐崇林、張雪澄、孫起孟等,前去菁園黃炎培家開民建會。28日,民主建國會籌備會議在遷川工廠聯合會舉行,30多人出席了會議。會議推舉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胡西園、孫起孟、章元善、施復亮、酆云鶴、胡子嬰、辛德培、黃墨涵、張雪澄、陳之一(鈞)、徐崇林、周子義(煥章)為籌備干事。
  12月16日下午,民主建國會成立大會在重慶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舉行,孫起孟當選為理事。19日,笫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孫起孟當選為常務理事。20日,笫一次常務理事會議決議,孫起孟兼任秘書處主任。
  二、響應中共“五一口號”
  《中國民主建國會簡史》載:毛澤東于1947年年底發表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闡述了中共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給民建和工商界以極大的鼓舞。
  1948年1月,民建組織會員秘密學習《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一次核心層的聚餐會上,商定要早日派人與香港中共組織和各黨派保持聯系。隨后,王紀華、盛康年等頻繁往來于滬港之間,聽取在港中共代表的意見,并向上海同仁傳達。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及其他愛國分子,鞏固與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奮斗。”“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五一口號”是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聯合政府的行動綱領,很快得到在香港設有總部或有代表機構的民主政團的響應。當時,黃炎培正在上海。他獲得消息以后,曾與張瀾等商談響應的事宜。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帶著沈鈞儒給張瀾、黃炎培的信,回到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介紹了在港的各民主黨派響應“五一口號”的行動和立場。隨后,民建于5月23日在上海秘密舉行了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出席會議的有黃炎培、胡厥文、施復亮、張伯、楊衛玉、盛丕華、俞寰澄、王紀華、陳巳生、盛康年、鄭太樸等。經過討論,一致通過了“贊成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孫起孟為駐港代表,同中共駐港負責人及其他民主黨派駐港負責人保持聯系”的決議。
  這個決議,是民建在發展歷史上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里程碑,標志著民建政治立場、政治綱領的轉折。它實際上宣布民建放棄了最初成立時“不右傾、不左袒”的中間路線,在國共兩黨的激烈斗爭中,最終選擇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共團結合作的立場。這一事件,為以后民建事業的發展,奠定了正確的思想基礎。
  12月4日,在香港的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王卻塵、俞寰澄、楊美真決定,與民革、民盟、農工黨、致公黨等聯名發表《民主建國會與各民主黨派為保護產業保障人權告國內同胞及各國僑民書》,這是民建轉入地下活動以來,第一次以組織名義參加簽名的政治文件。
  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中共中央兩次致電中共華南分局,邀請在上海和香港響應“五一口號”的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代表進入解放區,共同商討籌備召開人民政協和組織聯合政府等問題。民建總會接到邀請后,黃炎培、胡厥文、盛丕華協商決定,推派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代表民建到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三、把多黨合作制度寫進憲法

 

  

1993年初,民建中央就多黨合作寫入憲法問題召開座談會,右二為孫起孟

 

  1989年中共中央頒發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簡稱“14號文件”),明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1993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對憲法部分內容作出修改,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孫起孟力主抓住時機,動員民建上下一起努力,希望能在修改憲法時把這一內容加進去。
  《中國民主建國會簡史》“參與憲法修訂”載:1993年1月,孫起孟邀請了部分會內外法律工作者,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入憲法的問題舉行座談,隨后開展了調查研究工作。
  2月14日,中共中央向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關于修改國家憲法的建議,其中提出了8條建議,并沒有涉及多黨合作問題。
  2月22日,時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李崇淮受民建中央委托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上發言,建議“在憲法序言中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3月1日,民建中央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把多黨合作寫進憲法的建議。在3月6日江澤民主持的會上,孫起孟再次建議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進憲法。
  民建中央孫起孟生平事跡展中陳列著孫老親筆簽署民建中央的建議和他的一些手稿,民建中央的建議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納。
  3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八屆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提出了《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補充建議案》,其中第一條就是在憲法序言第10自然段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最終,八屆人大一次會議全體代表正式通過了這一修改憲法的建議。
  后來孫起孟回憶道:“鑒于領導的和制度已經成為我國中的基本制度,并在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中央領導層考慮向中共中央建議把上述的基本政治制度載入我國憲法。當時我們對于這項的表述并未進行過深入的研究。我記得,此事由我與在人大常委會分管立法的副委員長聯系,請他轉述民建中央的上述意見。后來漢斌同志告訴我,中共中央提出的關于憲法修正案的幾點補充建議已經采納了民建中央的這項建議。在此期間,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民建中央副主席也在人大常委會會議上就此建議作了發言。”
  “于3月29日通過了,其表述為‘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我以為這段話雖然著筆不多,但對我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大、深遠的指導、推進意義。‘長期存在和發展’明確規定這一基本政治制度決非權宜之計,將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一大特色堅持執行。它與‘發展是硬道理’一樣,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同樣可稱之為不磨之論。堅持貫徹‘長期存在和發展’,必將使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其先進性和優越性大力推進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2006年,溫家寶來到醫院,看望民建中央名譽主席孫起孟。(資料圖)

  2006年1月26日新華網《溫家寶新春看望雷潔瓊、孫起孟、經叔平》“您對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是有功勞的”報道: 2006年1月22日,在新春佳節即將來到時,溫家寶看望孫起孟高興地對孫老說:“今天是小年,我給您拜年,我有幾件事跟您說。第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您是有功勞的。從1949年起,你擔任過第一屆政協副秘書長、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秘書長兼人事局局長。黨中央把這么重要的工作交給您。你和中國共產黨親密無間、榮辱與共。”
  溫家寶帶著肯定的語氣說:“我們黨再大,黨員在全國人口中還是少數。我們要堅持培養大批德才兼備的黨外干部,這是我們事業發展的需要。您提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已經寫入憲法,你的建議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精神矍鑠的孫起孟激動地說:“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特點,是很成功的。”
  孫起孟推動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入憲”,他曾做過一個形象的比喻:多黨合作好比是交響樂團,在做曲的時候,大家都可以提意見,各民主黨派都應該積極參與,最后公認由共產黨博采眾長來定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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