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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烽火中的民建先賢
——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民建成立70周年
來源: 民建中央網站 日期: 2015-9-18

  作者:王榮

 
  70年前,中國人民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戰,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

  在日寇鐵蹄踐踏赤縣大地的歲月,在國家和民族危難之際,面對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民建的先賢們同華夏兒女一起,同仇敵愾,眾志成城,前仆后繼,英勇斗爭,展開了一聲波瀾壯闊的全民族的偉大抗戰,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正義戰勝邪惡、光明戰勝黑暗、進步戰勝反動的英雄史詩。

  一、黃炎培

  黃炎培(1878-1965),江蘇川沙人(今上海),“中華職教社四老”之一,民主建國會創始人,著名民主人士。1949年出席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長,民建中央第一、二屆主任委員,全國人大第一、二、三屆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第一、二、三屆副主席,中華職教社常務理事、理事長。(1945年12月,民建成立時任常務理事。)

  民國26年(1937年)7月9日,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后,中華職教社黃炎培、江恒源、楊衛玉等致電宋哲元等,對奮起抗戰捍衛國土的壯舉,表示敬意,并提出“勿中敵計,不作城下之盟,不簽任何條約,全國人民愿為后盾。”

  同年8月13日,日軍入侵上海,淞滬戰事起,國民政府被迫接受中國共產黨再次提出的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表示愿意國共合作,共赴抗戰。對此中華職教社表示熱烈擁護。黃炎培被國民政府聘為國防參議會參議,并被推為“上海市抗敵后援會”主席團主席。

  同年8月17日,黃炎培赴南京參加國防參議會第一次會議。稍后,黃炎培、江恒源、晏陽初與蔣介石面談發動群眾參加抗戰之事。蔣介石表示滿意,即囑以四人為中心進行。旋以南京、上海失守而作罷。

  同年10月,黃炎培、江恒源赴山東省濟南市募集棉背心一萬二千件,以供前線軍需。返回上海途中,火車在柳泉被敵機轟炸,機車被毀。

  淞滬抗戰期間,中華職教社緊急組織數百輛汽車為前線運送槍支彈藥,組織醫療隊和醫院,救護傷病員。在租界開辦難民收容所,由中華職教社在漕河涇開辦的農學團團員指導,實行難民自治。

  同年11月6日,日軍占領上海華界,租界成為孤島。黃炎培等離開上海,21日抵湖南省長沙市,在程潛處會見李根源,黃炎培向李根源建議三條:日軍正自包頭進兵寧夏,壓迫馬家軍,新疆盛世才宜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不分畛域,為馬之后盾;盛世才與蘇聯關系密切,應介請蘇聯作為馬之后盾;中共和寧馬之間的關系,盛世才應力為調解。22日,黃炎培、楊衛玉訪湖南省主席張治中,提出請張治中借上書蔣介石、汪精衛之機,應力陳既欲抗戰到底,必須國共切實合作到底。

  上海淪為孤島后,租界當局不準懸掛中國國旗。中華職校留滬部分師生每日早晚搖鈴,作為升降旗的象征,全體師生聞鈴立正,稱為“精神升旗”,以示不忘危難中的國家民族。

  民國27年(1938年)3月1日,黃炎培、冷御秋、江恒源赴江蘇省徐州市,訪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5日,就如何調整、充實、發動民眾機關;如何訓練發動民眾人才;如何發動陷落各縣民眾等問題的書面意見,面陳李宗仁。之后,黃炎培和梁漱溟、江問漁、晏陽初等親見蔣介石,提出了“發動群眾參加抗戰”的建議。

  同年5月25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博古等在漢口開茶話會,招待世界學生代表團,黃炎培應邀參加并發表演說,指出“對日抗戰,不僅是自衛行為,亦是為人類清除公共之毒物的行為,故亦是一種最高尚神圣的義務”。

  1938年4月,抗戰烽火正濃的武漢,當時剛開始,周恩來、等代表共產黨加入,黃炎培等作為社會賢達也被聘為國民參政員。從那時起,黃與共產黨人開始配合,力促抗日。1938年8月13日,《國訊》在重慶復刊后,始終鼓吹團結抗戰,不遺余力。黃炎培親自請周恩來撰文。周恩來在百忙中開夜車為《國訊》撰寫了題為《今年抗戰的新形勢和新任務》,全文一萬多字,在1939年1、2月《國訊》上連載三期。

  從1939年10月起,各小黨派負責人鑒于國共兩黨關系緊張,經常一起研究時局。黃炎培提議在適當時機,邀集國共兩黨以外的各黨派人士共同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勸各黨派竭誠合作,任何不同意見在法律常規上解決。11月13日,梁漱溟提出各小黨派有實行統一的必要。11月23日,黃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羅隆基、章伯鈞、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光升、張瀾等十多人在重慶青年會餐廳集會,正式成立了統一建國同志會,通過了《信約》12條。一年以后,國共關系更加緊張,各小黨派負責人認為“非民主團結大局無出路,非加緊中間派的組織,無由爭取民主團結”。

  1940年6月14日,他向周恩來提出兩條建議:(1)希望中共在與利害不沖突、國民同情不減損之下求成長。(2)以所有實力盡量容納友黨乃至敵黨;以所有實力為民族表現切實偉大之貢獻。7月1日同蔣介石談中共問題。蔣囑其以公正人資格參與。

  1941年前后,黃炎培就中共參政員拒絕出席參政會事,數次見蔣及周恩來,力圖以在參政會中組織特種委員會予以解決。在抗戰與爭取民主的實踐中,黃炎培逐步認清了形勢,并萌生了親赴延安考察的愿望。

  從1940年12月至1941年3月,黃炎培等人經多次商談,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于1941年3月19 日在重慶秘密成立了。公推黃炎培為中央常委會主席。后由張瀾接任。11月16日,張瀾、左舜生、、四人出面在重慶臨江路餐廳舉行招待會,公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組織。11月25日在國民參政會二屆二次會議上,、黃炎培等23人聯名提出《實現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樹立建國基礎案》,實際表達了民主政團同盟綱領的主要精神。但這一提案未被參政會主席交大會討論。

  1940年,周恩來從延安到達陪都重慶長住。在中華職教社組織的星期講壇上,黃炎培請周恩來作講演,聽眾人山人海。這場講演在當時的陪都重慶如同一聲霹靂,轟動山城。

  1940年3月底至4月初,黃炎培視察犍為縣,召集犍為黨、政、軍官員和社會團體各界人士及民眾上千人召開抗日宣傳大會。黃炎培向民眾發表了慷慨激昂的長篇演講,喚起犍為人民敵愾同仇,抗日救國。同時,發起抗日募捐活動。黃炎培賦詩二首,其中詩句:左邊是岷江紆回,右邊是銅山崔巍。山下農村錯落,江頭商舶來回。趁著朝陽初放,多少戎裝男女,敵愾一齊來。

  “孤島”期間,各地難民涌入租界,社會對補習教育需求激增,中華職教社在原有4所補習學校基礎上增設了3所。學生總數超過兩萬。第一中華職業補習學校為了給內地培養急需人才,開設了無線電、電訊工程等學科,第五中華職業補習學校開設了鐵路員、司養成班,護士養成班和土木工程班等,學員畢業后大都到后方參加抗戰工作。第四中華職業補習學校由共產黨員王紀華、石志堅、陳藝先等管理和任教,該校曾有兩個班級的畢業生參加了新四軍。其時有不少有志抗日的青年和職業人員要求去延安學習,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宜組織他們就地學習,以減輕各方壓力的精神,中共地下黨經取得中華職教社上海辦事處的支持,在第四中華職業補習學校開辦“現代知識講座”,講座以宣傳馬列主義和加強抗日信心為主題,由陳望道、王任平、許廣平、周谷城、馮定、孫冶方、于伶、吳大琨等進步學者講授政治經濟學、中國近代史、哲學、時事、文學、戲劇、法學等課程。共舉辦了3期,有840名學員,他們大都是進步團體選送的優秀青年、入黨積極分子和黨員干部。畢業后大多分赴新四軍或黨所領導的江南抗日義勇軍。第四中華職業補習學校有“上海抗大”之稱。講座畢業生欲赴抗日前線,要通過日偽的封鎖線,大都扮成難民。中華職教社上海辦事處領導人姚惠泉利用在難民救濟會工作的條件,取得大批難民證,供學員過封鎖線時的身份掩護。

  新四軍受國民黨處處限制,槍械給養奇缺。中華職教社社員、農場經理紀振剛收存了國民黨潰兵扔下的步槍五、六百支,機槍二十挺,迫擊炮等武器。紀振剛與姚惠泉商量如何處置,姚即與八路軍上海辦事處負責人劉少文聯系,商定把這批武器全部送給了新四軍。中華職教社上海辦事處發動所辦學校的學生向社會征募寒衣,組織義賣、義演、獻血等活動為新四軍捐募給養。此外中華職教社上海辦事處還利用上海市地方協會籌集到龍頭細布七千匹、膠鞋1萬多雙,其中少數交給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部外,大部分直接送交給了新四軍。中華職教社上海辦事處和其他愛國團體,兩次組織上海民眾慰問新四軍,第一批由王紀華、顧執中領隊,共20余人,包括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第二批由吳大琨領隊,吳大琨在返回時被第三戰區司令部關入上饒集中營。中華職教社上海辦事處向遠在重慶的黃炎培求救,經黃炎培等聯名發電后,得獲釋。

  1945年7月1日,黃炎培、冷御秋等6名參政員赴延安訪問。

  黃炎培在八年抗戰中,主要精力從事團結抗日,民主憲政運動,創建民盟、民建,從事政治協商和爭取民主,反對內戰等活動。他和職教社老師對職教事業的推動仍然不遺余力:在重慶辦了中華職業學校、中華函授學校、職業指導所,還辦了四川灌縣的都江實用職業學校、昆明中華職業補習學校、中華業余中學、中華小學,并受實業界委托代為設計、創辦職業學校,在后方各地推動職業教育。據國民黨教育部統計,1943年后方共有職業學校384所,學生67227人。同時,職教社在重慶創辦了職業教育的高等學校——中華工商專科學校,兢兢業業地扶植著中國職業教育事業的成長和壯大。八年抗戰磨練,較之在上海艱苦奮斗20年,開創了中華職業學校,是很大的發展,為新中國職業教育奠定了基礎。

  黃炎培和職教社老師是一心一意為團結抗戰盡心盡力,以滿腔熱情,為國共團結抗戰,消除隔閡、磨擦,從中作了大量的工作。黃炎培不管別人怎么說他是“和事佬”,只要有利于團結抗戰的事,他就堅決去辦;對投降叛敵,就堅決反對。特別是訪問延安歸來后,斗爭更鮮明,更堅決,這也是他人生新的起點。在長期與共產黨領導層接觸中,他對共產黨人誠摯待人,親切交談,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也深深受到教育和感動。

  二、冷遹

  冷遹(1882—1959),字御秋,江蘇丹徒人,軍事家、政治活動家。中華職教社“四老”之一。建國后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水利部長、江蘇省副省長、江蘇省政協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兼民建江蘇工委主委、中華職教社常務理事兼上海分社主任等職。(1945年,民建成立時任常務監事)

  1936年,冷御秋領銜在《新江蘇報》刊《鎮江各界慰勞綏遠將士委員會啟事》,譴責日寇侵略,號召各界人士以實際行動聲援綏遠抗日將士。他還積極參與了鎮江舉行的募捐慰勞綏遠將士游藝大會。

  “盧溝橋事變”后,冷御秋與陸小波(著名民族實業家,鎮江民建第一任領導人)、嚴惠宇到鎮江南門外都天廟,頂香燃燭,鄭重宣誓,“以表堅決抗日,堅持民族氣節”,并主編《救亡文輯》,無償贈閱,宣傳抗日。同時,他與陸小波大力號召社會各界購買救國國債,不數日,鎮江工商界便認購數十萬元。冷御秋被推為“鎮江縣民眾組織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協調各方接待過境抗戰部隊,協助構筑防御工事,維持治安秩序,接送和慰問傷病兵員,動員工商界購報國公債,查防漢奸,運送過境的難民,做了大量工作,有力支援了前線抗日將士。抗日戰爭爆發后,鎮江商會在抗日救亡中的積極作為,離不開商會領導者陸小波、冷御秋等人的倡導。

  鎮江淪陷前,冷御秋主持物資沿江西撤,他利用商會中的輪船公司,將蠶種近20萬張、顯微鏡多架,直運重慶。同時,還協助鎮江、高資、橋頭等處蠶種場部分技術人員分批乘輪西撤,這批蠶桑技術人員及蠶種為發展四川蠶桑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此外,他與陸小波指令商會下屬新鎮江輪和普濟輪日夜運送難民過江,僅3個月便運送難民逾50萬人。

  “七七事變”后,冷御秋與黃炎培、江恒源等,邀請江蘇旅漢人士和流亡青年成立“江蘇省失業青年救濟委員會”,進行救濟工作。冷御秋還帶領委員會在武漢成立了十余個難民收容所,解決臨時難民的吃住和醫療問題,幫助尋找失散親人,半年時間即救濟難民十萬人以上。年近花甲的冷御秋經常足蹬布鞋,親赴難民所檢查布置工作,對流亡青年問長問短。冷御秋等人還設立了“江蘇紡織工業委員會”,為五百多名失業青年在湘南常德漆家河鎮籌建了“難民紡織廠”。在著名企業家劉靖基兄弟的支持下,從武漢訂購了鐵木織布機一百二十臺,以及紡紗、漿紗、經紗等生產工具,既生產自救也有力地支持了抗戰事業。

  冷御秋每天都要閱讀《新華日報》和《中央日報》、《掃蕩報》,常對救濟會的工作人員說:“你們要持三報兩家說法,鍛煉自己的分析能力。這關系到中國存亡的大問題,不能漠然視之吶。”得知女教師孫某剛從延安陜北公學回武漢,在中共武漢辦事處等候分配工作。冷御秋便約她談話,并向她借來聽毛澤東領導同志講課的筆記仔細閱讀。

  1938年,冷御秋又與黃炎培一起向蔣介石面陳發動民眾的意見。冷御秋聞悉日本帝國主義破壞中國蠶絲業的情況時,曾憤慨而又辛酸地說:“國家社會的根本問題沒有解決,坎坷艱辛地開創一點實業,雖然也能對國家有所裨益,但終于是徒勞的。”

  此后,冷御秋與黃炎培、江恒源還曾經到徐州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署訪問了李宗仁(系冷御秋廣西陸軍小學的學生)將軍。時值臺兒莊戰役前夕,他們三人就如何調整充實發動民眾機構、如何訓練發動民眾人才,如何發動淪陷各縣民眾等問題,與李宗仁長談,并提交了一份對第五戰區動員民眾抗日的意見書。

  1938年,武漢淪陷后,冷御秋撤至四川重慶,以民主人士身份參加了國民參政會。任駐會參政員,從事抗日民主活動。冷御秋在重慶時,常與我黨領導干部接觸。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曾數次到冷寓看望他,促膝談心,親如家人。1944年,在國民參政會三屆三次會議上,他積極支持林伯渠代表中共提出的政治主張,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呼吁團結抗日。

  冷御秋在抗日戰爭期間與共產黨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45年7月,他與黃炎培等參政員赴延安訪問。冷御秋把他在訪問延安期間,中共中央送給他的一些有關延安秧歌舞和抗日救亡革命歌曲的小冊子,冒著風險一直珍藏到解放后。毛主席送給他的兩件毛毯,他也一直珍藏在身邊。

  三、楊衛玉

  楊衛玉(1888~1956) 字鄂聯,江蘇嘉定(今上海)人,“中華職教社四老”之一。1949年7月,楊衛玉被選為民主建國會出席新政協代表之一,前往北平。9月,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國旗、國徽、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委員。10月,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輕工業部副部長。(1945年12月,民建成立時任常務理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在上海參加抗日救國研究會。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中,他積極參加抗日民族救亡運動。在《國訊》等報刊上發表過許多宣傳抗日、爭取民主的文章,并在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負責救濟戰區難民工作。

  楊衛玉提倡教育救國,但事實使他醒悟“職業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權平等、民生幸福的社會里,才能實現它造福人群的理想”。楊衛玉是位育小學的常務董事并兼任過校長。每當國恥紀念日,他必去位育小學,用簡樸動情的語言向學生講述日寇的暴行,國家的危急,使得學生小小年紀就知道日帝可恨,愛國光榮,賣國可恥。位育小學每一個班級都以一個民族英雄命名,每一個學生都能熟知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的可歌可泣的事跡,楊衛玉因此付出了很多。八·一三抗戰爆發,楊衛玉全力投入后援工作。一次上前線,他帶回一頂被子彈洞穿的鋼盔,教育學生和兒女們永遠不要忘記為國捐軀的將士。后來,他愈來愈為國民黨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以及獨裁、腐敗而憂憤,對共產黨堅持抗日、堅持團結、堅持進步十分贊賞。他說:“共產黨一是抗日,一是廉潔,僅此兩項就可以收盡天下民心”。

  在抗日戰爭期間,諸位民建先賢,如胡厥文、章乃器、施復亮、李燭塵、孫起孟等人與他們一起,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和平民主運動,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正確主張,反對獨裁,堅持抗戰,抵制日貨,救濟難民,發起組建民主建國會,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力量。

  主要參考資料:

  1.《上海中華職教社志》

  2.《中國民主建國會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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