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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中國經濟增速究竟為什么放緩
來源: 鳳凰網資訊 日期: 2017-11-6

 

  中國經濟形勢增長速度為什么放緩

 

  過去看數據曲線,20年前人口增長和20年后經濟增長的曲線高度相關,那是黑箱式的表達。我們后來發現影響最大的是消費,當期新的人數減少和消費之間差距,導致當年的消費損失。計劃生育相對減少的人口給我們帶來的消費損失是非常大的。我們現在為什么生產過剩?經濟主力人口減少了,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相對萎縮。2015年當年因生育管制減少新增人口損失的消費需求為1079.10億元,占當年居民消費總額的0.49%。實際上,人口減少時間越長,越有一個人口的累積減少效應。2015這一年中,累積人口減少,造成的消費損失約為58002.14億,是當年居民消費總額的26.29%。

 

  人口遷移受阻也導致收入差距,我們算了一下,戶籍居民2016年的平均收入大概是3.7萬-3.8萬元,非戶籍城市居民、農民工大概兩萬多元,農民的收入是1.3萬元。我們市民化、城市化和中國臺灣地區、韓國是不一樣的,有“青出老回”這么一個流程。

 

  怎么能把遷移的損失算出來?以前劉易斯的模型,還有舒爾茨的模型都是人口流動和遷移怎么加快經濟增長,我們按照標準值和滯后值模型之間差額計算了市民化、城市化滯后造成的收入、消費、GDP的損失。在世界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人均GDP水平相當于中國2016年8000多美元水平時,市民化的城市化水平為70%,農業就業勞動力比例為15%;中國市民化水平為41.2%,偏差28.8個百分點;常住人口城市化為57.35%,偏差12.65個百分點;農業就業勞動力比例為27.7%,偏差12.7個百分點。GDP損失最大的是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受阻,按標準值農業領域多“窩”了一億勞動力人口。

 

  人口市民化的滯后,錯過城市化人口的積累,特別是農業就業比例的過高,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形成了大面積的農村消費水平相對較低,并且有積累效應。2016年城市常住人口收入的收費率大概是67%、68%,但是農村的消費率是82%,也就是收入100塊錢消費82塊錢。我覺得大面積的低生產率、低消費、低收入的農村,它有累積效應。另外,我們還計算了城市化人口。有些經濟學家計算我們城市化率很低,我們如果城市化率提高到75%,還有非常強勁的推動力量;但是城市化是有窗口期的,人的一生有通過人口遷移成為市民的窗口期;2015年錯過城市化人口已經達到7642.96萬人,為總人口的5.6%。

 

  未來城市化推動增長不再可用的人口部分,如果不能及時遷移,會越積累越多。20歲、30歲、40歲的時候不讓他進去,50歲了還要城市化這是不可能的。這個部分如果繼續堵著它就越積越多,我們通過一種標準值和一種模型的構建把這個算了出來,占總人口已達5.6%。

 

  1985-2015年間人口流動限制帶來的消費損失。2016年這三個群體,戶籍居民、非戶籍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他們人均消費支出有差別標準,按照受阻的當年損失的消費,加起來4萬多億元,占當年居民消費總額的百分之十八點幾。

 

  實際上,中國財富和收入特殊的差距拉大與消費需求損失,高收入者的投資率高,但是消費率很低,低收入者消費率很高,但是他收入絕對值不多。中國財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主要是土地和房地產效應引起的。農村的土地因不能交易沒有價值,城市征用過去,建設房屋加上央行投入貨幣,銀行貸款財富的溢價速度非常高。所以,我們計算了大量的城鎮房子,以及它的價值,但是沒有辦法用一個模型把它到底損失了多少消費算出來。當然,以后可能會就此再進行研究。這一框架中,國民收入、財富分配分配向上流動和集中,低收入者最后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最后導致生產過剩、經濟衰退,實際就是經濟增長放慢。這個理論的模型也可以構建出來,但是拿不到數據。

 

  還有的影響是什么?政府的收入比、居民收入比,還有分配問題。我們最高的居民收入從1980年一直到2015年,居民消費比從50%多一直到38%,降了10多個百分點。

 

  一些國家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都是在40-70%之間,中間55%左右。按照上述框架推導這次生產過剩是什么原因——第一,計劃生育減少人口較多;第二,人口遷移受阻,本來他到高收入的地方去,現在窩在農村,收入低,消費能力就低,消費塌陷;第三,財富越來越不均導致低收入的人消費能力不足。另外,政府分配相對多,綜合作用導致生產過剩。最近有一個經濟學家說,提出增加消費需求來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是錯誤的。我不敢茍同。應該要進行國際比較。我認為,生產為什么過剩了?就是消費需求問題。我們原來過剩但出口了,現在生產能力在這兒,出口放緩,過剩在家里,也就是說生產能力、居民消費能力之間發生了不平衡。當前經濟最大的問題,在于資本集中和技術進步使生產能力越來越強大,而經濟主力人口及其消費人口相對收縮,居民大眾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與國際一般消費占GDP水平低了至少15%以上,制造業幾乎全面過剩,經濟增長速度放緩。

 

  總之,資本集中和技術進步使生產能力越來越強大;經濟主力人口及其消費人口相對收縮; 居民大眾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與國際一般消費占GDP水平比較低15%以上;制造業幾乎全面過剩,經濟增長速度放緩。

 

  結論:由于居民大眾收入水平提高相對慢于資本集中和技術發展生產力的增強,加上人口收縮、人口遷移受阻,發生了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型生產過剩,導致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

 

  傳統經濟政策工具促進經濟增長的困境

 

  凱恩斯財政擴張促進增長方面政策效應的弱化,過去我們投資一個億有40%-45%轉化為工資,現在投資一個億轉化率只有15%,最多25%轉化為工資,轉化為消費能力的效應減少了。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應當想法擴大投資需求,特別是政府要用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但是,隨著裝備的技術進步和替代勞動力,政府基建投資勞動報酬比率的下降,對提高勞動者收入和擴大消費需求的作用弱化;負債率的上升,特別是地方政府負債率的上升對金融體系穩定性有影響;財政收入增長放緩與還本付息壓力,使政府的投資能力下降。

 

  對于貨幣政策促進增長方面的問題,弗里德曼提出了中性貨幣政策,但各國都用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中性貨幣政策對促進經濟增長、提高收入水平和促進消費能力功能較弱;各國用短期內有時貨幣政策可以刺激增長,用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人口增長和結構正常,收入分配較正常時,消費品物價過度上漲;人口增長放緩和結構老化,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資產價格上漲,后者更影響到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可以印票子來,但是如日本一樣,印不出花錢的人來。

 

  傳統供給經濟學派的政策在促進增長方面也有問題。中國,包括全球發達經濟體,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突飛猛進;人口在收縮老化;居民間收入差距在拉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相對不足;這與當年里根擔任美國總統時的情況不一樣。傳統普惠式減稅,特別是給企業普惠式減稅,只能使資本利得更多,收入差距更大,生產更加過剩。

 

  如何才能實現經濟中高速增長

 

  新的時期,資本和技術的分配能力在增強;勞動的分配能力在下降;需要從過去的營改增結構性減稅,轉向對中小微觀企業、勞動密集性企業等減稅清費降社保,擴大就業,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也就是說,一定要實施新的結構性減稅,過去是傳統性結構性減稅,是普遍減稅,給資本減稅擴大消費需求的,用處不一定比給勞動就業這類的中小微企業減稅作用大,而要提高它的收入消費率把生產過剩消化掉。實施新的財政擴張政策,把基建的一些投資能不能投入到民生上,減輕居民的生活壓力,擴大他們的消費需求能力。

 

  中國原來推動經濟從下行轉中高速增長,第一次、第二次完全不是用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第一次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第二次是發展市場經濟,進行個體私營經濟改革。第三次經濟下行轉變到上行,是因為加入WTO,我國把制造業投資領域全面放開。現在如果認為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減稅政策就能將經濟增長放緩扭轉為上行,我覺得很難,就只有依靠改革。

 

  降低成本的配套改革、土地和城市房地產這些不動產產權和市場配置改革要加快。通過知識產權和技術市場配置改革,生育體制進一步改革,戶籍制度和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讓人流動起來。結構轉型應當既升級轉型,又擴大就業,因為有的結構轉型是消滅就業的。再就是盤活資源,提高效率,擴大增長空間改革,最后也要有適應于更高層次對外開放的體制改革。(本文為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周天勇2017年10月28日在“新供給50人論壇杭州第三季度經濟分析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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